"二月逆流"实际上是抵制"文化大革命"的事件吗?

是的。
在1967年1、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，特别是在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议上。谭震林、陈毅、叶剑英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余秋里、谷牧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，同江青、康生、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。他们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，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：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？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？要不要稳定军队？并怒斥了江青一伙。2月16日，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力秘密整理了《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》，在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。3月1日，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，周恩来也受到责难。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，以“资产阶级复辟逆流”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同志。此后，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，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。与此同时，江青一伙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“二月逆流”的浪潮。1971年11月，毛泽东给在所谓“二月逆流”中受到诬陷的老同志平了反。1976，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，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，宣布为“二月逆流”平反。

1967年2月前后，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聂荣臻，谭震林、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和军队领导人，在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及稍前的中央军委会议上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，同林彪、江青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，这就是当时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诬称的所谓“二月逆流”。实际上，它是一场正义凛然的“二月抗争”。

“二月逆流”又称“二月抗争”，是1967年2月前后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谭震林、陈毅、叶剑英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徐向前、聂荣臻等，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，挺身而出，与康生、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错误作法作激烈斗争的事件。斗争围绕“文化大革命”要不要党的领导；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；要不要稳定军队这三个根本性问题而展开。1月19日至20日，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，讨论军队搞不搞“四大”的问题。叶剑英、聂荣臻、徐向前等军委领导同志，同江青、陈伯达、叶群等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。这便是所谓“大闹京西宾馆”。2月11日、16日，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的中央碰头会上，发生了更加激烈的斗争。会议由周恩来主持。周恩来、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谭震林、李先念与康生、陈伯达进行了针锋